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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疫情召唤把人民的安全生活放在首位的大政府

登录 : 2021-12-24 04:51

12月22日下午,一名新冠确诊患者正拿着行李和医护人员一起进入首尔中浪区首尔医疗院大楼。(图片来源:金慧允 记者)

尹洪植 仁荷大学社会福祉系教授

尹洪植 仁荷大学社会福祉系教授

新冠疫情引发了关于国家角色的激烈讨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强化国家作用的主张一直被视为是不合时宜的想法。事实上,自 1980 年代以来,在大多数社会中,国家一直被批评为“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方案”,并且是低效率和不信任的代名词,浪费了国民缴纳的税收。而且,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开始质疑国家是否会成为监控个人日常生活、控制个人自由的“老大哥”。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呼吁强化国家作用的声音却正在上升。

从要求补偿因防疫造成的损失的个体户,到要求扩充基本收入、最低收入保障、财产所得税、公共医疗的市民团体和重要政治人物,都要求国家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甚至把财政健全性视为金科玉律,主张“大政府是恶,小政府是善”的保守在野党也承诺向私营业者提供50万亿韩元、100万亿韩元的公共支援。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大家似乎都在要求国家的回归。

不仅仅是韩国。为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维持就业和保障收入投入了巨额预算,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登了关于疫情后国家作用的专题报道。 德国《明镜周刊》也刊登了一篇报道,担心疫情后世界将成为“政府的时代”。美国拜登政府为了摆脱美国的例外主义,改善宽带通信网、交通、上下水道等国家基础设施,签署了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

国家的时间开始了。但想想看,在现代社会,国家从来没有退居幕后。1997年金融危机时,劳动市场灵活化后不良工作岗位大量增加,住宅价格暴涨,这些都是国家政策的结果。每次发生经济危机时,国家都会投入天文数字的税金救助企业。如果说积极寻找增长动力是国家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国家从未离开过韩国社会。虽然深度和广度不同,但朴正熙政权的重化工业政策如此,金大中政府的信息通信产业政策如此,文在寅政府在新冠疫情形势下推行的绿色新政和数字新政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问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回归,而是一个国家的回归是为了谁。因为高强度防疫在遏制新冠疫情蔓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大部分集中在弱势群体,发达国家大韩民国福利制度落后的真相也随之暴露。在大流行的情况下,无数的临时工失去了每天的工作,个体户被迫关闭店面。 但是这个时候却没有国家的身影。

1997年金融危机后,雇佣保险名义上扩大到了所有就业者,但在新冠疫情等危机情况下,雇佣保险并没有正常运作。这是因为,社会保险以正式职工为中心制度化,将临时工等处于不稳定雇用状态的劳动者和小个体户排除在制度之外。虽然有最后的安全网——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但由于严格的资格标准,对于迫切需要保护的许多人来说,这只是看得到摸不着的“大饼”。韩国也没有发达国家大部分实行过的广泛的维持就业政策。在空前的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以民间为中心的医疗传达体系却无动于衷。在部分医生团体阻止扩充公共医疗的时候,国家就轻易放弃了政策,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意志。

随着大流行持续,人们对国家的角色要求很高,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围绕灾难补助和损失补偿金的支付对象问题,整个政治圈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除了临时性的援助外,几乎没有制定出能够阻止大流行后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的有效政策。 损失补偿制度已被最小化,全民就业保险和伤病补贴正在讨论之中,但能否以国民希望的方式制度化尚不得而知。政府的应对方式从“韩国型失业扶助(国民就业支援制度)”中可以看出,以反映韩国现实为借口,经常歪曲和缩小制度。

在韩国现代史上,国家几乎没有对市民的生活积极负责过。新冠疫情要求纠正这个可耻的历史。人们需要的不是只为企业和市场服务的国家,而是最重视维护普通人安全生活的国家。政策随时代而变,但国家角色却没有改变。只要是韩国国民,谁都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只要是韩国国民,无论是谁面临失业、疾病、养老、护理等社会问题,都能得到安全生活保障。这才是国家的作用。

韩語原文: https://www.hani.co.kr/arti/politics/politics_general/10246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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