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吉 高级记者
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在会见访韩的美国参议员约翰·欧索夫时表示，日本对韩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是美国通过《桂太郎-塔夫脱协定》进行了支持。从而引发了争议。一些评论家批评李在明说，“韩半岛沦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因为我们的无能和不了解局势，不该把责任推给美国。” 这从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
但这种批评无异于说，被黑社会殴打了，责任在于力量薄弱的当事人。且在韩国的历史教育中，《桂太郎-塔夫脱协定》的签订一直被为认为是美国最终承认日本对韩半岛进行殖民统治的条约，笔者学到的也是如此。
1905年美国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日本首相桂太郎签署了该“密约”，与其说是美国纵容了日本对韩半岛的殖民统治，不如说是日本承认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当时，日俄战争胜负已成定局，韩半岛已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也是客观现实。美国为阻止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将势力范围扩大到菲律宾，同日本签署了该协定。但这是美日两国高层官员签署的非正式让步条约。
若非要从日本以外地区寻找日帝对韩半岛进行殖民统治的责任，那就是当时的霸权主义国家英国。在欧亚大陆阻止俄罗斯南下的英国，发现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力不从心后，甚至放弃了“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与日本结成同盟。日俄战争中，英国是直接或间接煽动日本开战的幕后黑手。朝鲜在1910年成为日本殖民地也与英国有关。当时，英国认为朝鲜在清朝的势力范围内，并不看好朝鲜的市场价值。原以为维持现状就足够了，但随着俄罗斯势力在韩半岛活跃起来，日本对其进行了封锁。
《桂太郎-塔夫脱协定》并不是界定当时东亚局势的主要变量。而韩国之所以重视并追究美国的责任，不仅是希望美国承担历史责任，还因为美国向来模棱两可的外交政策。
美国一直贬低欧洲列强传统的“势力平衡现实主义”。把自己对美洲大陆的统治视为“文明的预定命运”。在外交政策中也反对殖民统治，阐明了自由、人权、独立的理想主义路线。这是因为美国本土有大量的资源和不断膨胀的市场。在19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无论是欧洲列强瓜分财产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是一战后的民族自决主义等都是美国代表性的理想主义外交路线。
但二战后，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苏联等国家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将理想主义的外交路线同各国间势力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却与追求国家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产生了矛盾。问题就在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若只用崇高的价值来包装自己的国家利益，造成纷争的危险性就会增大，而且会成为无法避免的灾难。越战、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最近的美中博弈也是如此。认为大国间博弈是不可避免的激进派现实主义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ir Shaymer）最近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不可避免的竞争》的文章，他在文中强烈批评美国政府过去通过干预政策允许中国崛起，却仍然想以抽象价值观的名义封锁中国。他还表示，博弈双方互相理解越过“底线”意味着什么，才能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主张美国放弃在外交政策上的虚伪。
“新美国”智库代表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 也在《纽约时报》上投稿的《是时候对拜登主义说实话了》一文中批评说，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试图满足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人权运动家等所有人的喜好，但谁也没有满足。她还表示，如今美国应该改变20世纪以来外交政策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的，向解决环境问题等“以人为中心的模式”进化，并呼吁以此为基础开展美中合作。
米尔斯海默建议大国间的比拼应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斯劳特建议大国间应以理想主义为基础进行合作。他们的共同点是，坦率地摆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不必用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进行包装和掩饰。16日，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举行首次线上会晤。在台湾等问题上，只要双方对“底线”问题达成一致，就会是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