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足迹】“最后一位韩国籍乙丙级战犯”李鹤来去世
“下面传达一则悲伤的消息。”“最后一位乙丙级战犯”同进会会长李鹤来去世的讣告以简短的文字开始。28日，在日韩国（朝鲜）人集体居住的大阪猪饲野经营“新风文库”的藤井幸之助通过Facebook表示，李鹤来会长于当天下午去世，享年96岁。
“李鹤来26日在家中摔倒，撞到头部且腿部骨折被送到医院，因医治无效，于28日下午2点10分去世。李鹤来直到最后时刻仍想着先去世的同僚们并为（救济乙丙级战犯）立法而努力。而安倍晋三政权阻止了立法的进程。”
按照藤井的话来说，乙丙级战犯李鹤来的一生是与日本不正当的国家权力斗争的一生。1925年作为长子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宝城三兄妹家庭的李鹤来在1942年接到了面长的紧急呼叫。“在招募‘南方俘虏监视员’，你去吧！”工作时间是2年，一个月的工资为50韩元。17岁的少年认为只要受苦2年就可以免除征用和即将实施的征兵，因此提交了申请。1942年8月19日，他坐上了从釜山开往东南亚的船。3年后，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他也因虐待联合军俘虏的罪名在澳大利亚军事法庭被判“死刑”，由此开始了痛苦的生活。
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在东南亚战线上以破竹之势取得了胜利。日本政府为了监视战争中扣押的数十万名联合军俘虏，动员了3012名朝鲜人青年。在李鹤来被部署的泰国，日军在不提供充足的粮食、药品和衣服的情况下，强迫俘虏们进行残酷的劳动。该工程是因电影《桂河大桥》（1957）而出名的泰缅铁路（连接泰国到缅甸的铁路）。
由于这是一直要在悬崖峭壁上修建铁路的高难度工程，无数俘虏因此丧生。在此过程中，俘虏监视员李鹤来为了配合日军工兵队要求的劳役人员，经常与澳大利亚军医爱德华•邓勒普 (Edward “Weary” Dunlop)中校发生摩擦。这就是在战争后被刻上“战犯”可怕烙印的原因。在日本发动的战争的最底层，像他一样被当作“道具”使用的129名朝鲜人俘虏监视员在联合军的战犯审判中因涉嫌虐待俘虏被叛有罪。其中，14人被判死刑后化成刑场的露水从这个世界消失。
他好不容易因减刑免于一死，但马上就要面对社会冰冷的视线。祖国指责他们是“亲日派”，日本则蔑视他们为“战犯”。1952年4月，《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后，他们被剥夺了日本国籍，日本政府将他们排除在《援护法》和《恩给法》的适用对象之外。在此过程中，许英（1955年）、梁月成（1956年）两人因生活困难自杀。
被逼入死胡同的70多名乙丙级战犯于1955年4月成立了自治组织同进会，开始对日本政府要求援助和补偿。但1965年6月，日韩签订协定后，日本政府表示日韩间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并关闭了对话的窗口。李鹤来捶胸顿足地说：“作为战犯时是日本人，要求补偿的时候就成了朝鲜人吗”。
李鹤来和同僚们只能选择法庭斗争。1991年11月12日，他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的诉讼足足被拖了5年。在1996年9月9日的判决中，裁判部虽然承认需要进行补偿，但表示“这是属于国家立法政策的问题”，驳回了原告的上诉。这一局势一直延续至高等法院的判决（1998年7月13日）和最高法院的判决（1999年12月20日）。每当遭遇挫折时，李鹤来都会说，“遭遇同样困难的同僚们都死了，只有最年轻的我还活着”，并狠狠下定决心。
在野党日本民主党2008年5月制定法案，表示将向每名受害者支付300万日元的赔偿金，这让他们短暂地看到了问题解决的曙光。事实上，对于以出租车事业获得成功的李鹤来来说，钱并不重要。但正如预料的一样，该法案因大多数议员的不关心而被废弃，成为执政党的民主党也再没有倾听他们的痛苦。
在日韩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2015年4月，九旬的李鹤来在日本国会见到记者时哽咽着说，“希望今年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通过回忆录《成为战犯的朝鲜青年》（民族问题研究所出版），李鹤来要求“日本政府改正自身的不正行为，听取敦促立法的司法部的意见，尽快采取立法措施”。去年2月，他在东京都西东京举行的演讲会中再次敦促立法，但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未能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就这样，日韩关系恶化到最糟糕的程度，时光虚无地流逝，他最终未能饮恨而闭上了双眼。
吉伦亨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