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议“医大扩招”等而举行无限期集体罢诊的住院医师们最终未能找到“出口”。在目前出现的医-政对立局面下，他们作为一个集团在同政府对立中是最强硬的。住院医师的集体罢诊参与率为70%，同罢诊参与率不到10%的个人诊所医生相比更能抱团开展集体行动。住院医师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强硬？表面的争论点是所谓“四大恶劣医疗政策”，包括医大扩招、成立公共医学院、韩方药帖纳入医保给付等，但里面有着更为复杂的理由。
■只有医生是专家？
住院医师们说，他们对“推行单边政策”感到愤怒。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政府只听了医院协会或医科大学方面的话，而没有同作为当事人的医生协商，就通过了有关政策。这一点政府也承认。然而，政府提议组成“医-政协商体”一起讨论，医生团体也拒绝了，理由是不能信任不承诺全面撤销有关政策的政府。他们还反对患者团体等参与决定医大扩招等医疗政策的协商机构，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医生其他人都不是专家。
釜山大学牙科医学专业研究生院医疗人文学专业教授姜信益认为，医生们有一种 “受害意识”，认为自己因医保收费等医疗政策而蒙受了损失，而他们的“精英主义”又放大了这种受害意识，从而导了当前情况。姜教授指出：“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优越地位，而只有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成为医生的现实又助长了这种优越意识，这就导致医生们持有‘只有医生才可以是医疗的主体’的逻辑。”尤其是住院医师，《住院医学特别法》将实习时间限制在每周80小时以内，但这一规定不被遵守，他们平时就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十分不满，因此，其受害意识必然比个人诊所医生等其他医生群体更为强烈。
住院医师们只是强烈批评政府政策，认为即使兴办公共医学院，选拔“社区医生”，一旦10年义务服务期一过，医生也会像现在一样涌向首都圈和皮肤科与整形外科。但难以在他们那里听到提出缩小地区医疗差距的具体对策的声音。嘉泉大学医学院教授白翰周 （音）说：“住院医师只是主张作为专家和当事人的医生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看不到他们提出解决办法寻求替代方案，也看不到他们思考与市民社会沟通的问题。如果他们思考其作为医疗专家的角色，也就没有比国民生命更重要的原则，应该停止集体罢诊。”
■对公共的认识差距？
从对待“公共医疗”或“医疗公共性”的视角上，政府和住院医师之间也存在较大认识差距。保健福祉部一官员称“医生是公共资料”一事传开后，住院医师们愤怒了。这是一种情感反弹：怎能将医生贬低为“东西”或“资源”？可事实上，这里有一个韩国保健医疗体系根深蒂固的问题，即民间医疗机构在其中占到了95%以上。到目前为止，国家在培养医生的过程中，几乎不负责任。
政府这次表示要引进的“社区医生”和“公共医学院毕业生”可接受全额国家奖学金，代价是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10年，但是现有的医大学生或住院医师不是这样。所以他们由此获得一个逻辑：“靠父母投资或用自己的钱读完了医大，我欠国家什么？”。人道主义实践医生协会政策委员长郑亨俊（音）表示：“以民间为中心的医学教育告诉人们保健医疗本身就是商品，医生在这种体制下培养，且当前民间医疗供给占大多数，医生团体扮演的角色不是专家集团，而是利益团体，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理所当然的。以民间为中心的医生的反抗，反过来表明了为什么需要用国家奖学金培养的社区医生和公共医学院。”
住院医师中质疑“为什么偏偏现在要推进‘医大扩招’”的声音也很高。延世大学卫生科学学院教授郑亨善（音）指出：“2000年医药分家事件时，政府为了安抚医生而减少了400个招生名额。医大扩招只是恢复原状而已，这在政府内部深入讨论了10多年，但由于医生团体的抗议而未能实施。”
也有人认为，住院医师背后的大韩医师协会(医协)或医学院教授是问题的根源。首尔大学保健研究生院教授金昌烨说：“由于已经成为政治话题，难以通过政策争论解决。这不是仅政府和医生达成妥协就可以的问题，应该建立一个包括国民和患者在内的公共医疗卫生相关各方参与的协议结构，将问题提交公议。”
黄艺朗 崔Hayan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