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如此愤怒为哪般？
从安熙正、吴巨敦到到朴元淳
“证实了权力差距，令人绝望”
“MeToo一再发生也没有任何改变”
上班族李祥姬(化名，33岁，音)从本月6日到14日已经一周多时间夜不安眠。多少次，本来已经躺下，因为愤怒涌上心头，又起身下床。本月6日儿童性剥削视频网站“Welcome to Video”运营者孙正宇（音）引渡至美国的请求被韩国法院拒绝后，孙正宇的父亲“向审判庭表示感谢”的报道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同一天前忠南道知事安熙正母亲灵堂上政治家们排队献花吊问的情景掠过脑海。失眠的“顶峰”是首尔市长朴元淳因实施性骚扰被控告后选择死亡事件。
李女士说：“孙正宇的引渡被拒绝时，无论男女老少算是都有共识，而朴元淳事件中，按常识那些被认为是应该说得通的人显然也因年龄、性别而看法各异。过去一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我带来的信息是‘女性在这个国家不能被平等认可，千万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孩子’。这段时间让人看清了性别权力在韩国是如何运作的。”
有不少女性像李女士那样因为过去一周发生的三桩事件而诉说着愤怒与痛苦。虽然程度各异，但她们一致认为，“女性可以安全而体面地活着的权利”被包括司法部门、政治人、公职要人在内的权力层否定了。很多人指出，随着对性犯罪的消极处罚和对加害者的包庇一再发生，再生产了某种创伤。这是因为，这些事件令人回想起各自遭遇性骚扰的经历，而且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诉诸公议后网络性暴力与职场性暴力并没有多大变化的现实让人们感到了一种“习得的的无助感”。
40多岁的李某说：“朴元淳事件让我回想起大学时代被一名所谓“进步派”的教授性骚扰的事情，进入职场后又经历了多次性骚扰。无论看到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海瓒面对记者有关党内应对计划的询问大发雷霆，还是看到前忠南知事安熙正母亲灵堂前摆放的文在寅总统的花圈，都会感受到那些被称为“民主进步阵营”的人士在性别敏感度上何其落后，就无法抑制心头的愤怒。”上班族崔某(28岁)表示：“安熙正、吴巨敦等等，“MeToo”事件一再发生,而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再次发生性骚扰事件，更加愤怒了。前车之辙在那些手握权力的男人没有产生任何学习效应，我感到绝望。”
因朴元淳事件感到愤怒的女性们特别指出“消极的二次加害”问题。金恩善(化名，31岁，音)表示：“如果说对受害者身份进行人肉搜索是一种‘积极的二次加害’，那么那些政治人和公职人员颂扬加害者的行为就是一种“消极的二次加害。”金女士还说：“那些人手握“大喇叭”，在个人社交服务平台发表的评论足以被媒体报道，但他们越是通过提及与朴元淳的缘分强调他多么优秀，受害者就越畏怯。从中看到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话语权差距，不由心头黯然。”金宥真(化名，42岁，音)说：“这一事件将是被怀疑涉嫌性暴力的人可能留下的最糟糕的先例，朴元淳身边人物们反而因女性的愤怒而发火，要人们保持‘礼貌’，我真想反问什么才是真正的礼貌！”
精神健康医学专科医生安珠妍（音）解释说，如果内在的创伤再次受到外部事件刺激(trigger)，就会像李祥姬女士那样，因愤怒出现失眠、消化不良、无力感等身体反应。安女士强调：“事实上，上周发生的三桩事件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申请咨询，她们主诉压力和抑郁。要平复损害，最重要的是‘承认’和‘赔偿’，何去何从共同体必须讨论。”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秀贞(音)表示：“女性要想不再为没有任何人为自己代言而感到空虚，不仅要展示团结的力量，还要深思如何在政治等公共领域发挥这种团结力量的作用。”
朴多海 蔡允泰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