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吉 国际部高级记者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美国霸权最危险的情景。最危险的情况可能不是中国、俄罗斯、伊朗的大团结和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联合的“反霸权联盟”。此次中国将成为主导者，俄罗斯为追随者, 这种联盟让人想起中苏集团曾经造成挑战的规模和范围。
继特朗普政府之后,拜登政府也加强了对中国的对外政策限制,导致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会增大。6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之际召开视频会议，对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进行了讨论。据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报道，自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施压政策真正开始以来，两国领导人已经进行了 9 次面对面会晤、5 次视频、电话联系和 5 次书信往来。.
中俄领导人会议当天，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地带，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了空袭。受到空袭的伊拉克 “人民动员组织”（PMF）是伊朗支援的最大什叶派武装势力。这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空袭。目前, 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恢复特朗普单方面退出的“伊朗国际核协议”——“全面共同行动计划”。如果直到8月初，最近当选伊朗总统的保守强硬派易卜拉欣·莱希就任时，仍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国际核协议和恢复两国关系的计划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自特朗普政府之后，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的关系不断恶化。拜登从10日开始对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巡访，先后举行了七国集团（G7）峰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峰会以及与普京的首脑会谈，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对华同盟”。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建立的军事安全机构北约组织，中国将其定义为“结构性挑战”。北约的领域从欧洲及其周边扩展到了亚欧大陆的东边。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研究所所长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题为《拜登的世上万事主义》的文章，提出了冷战崩溃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大失误是过度介入所有国际悬案而导致国力过剩，这可能会导致拜登政府进一步恶化。拜登把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体制、增进民主和人权、恢复美国的同盟以及为中产阶级而开展的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他指出，拜登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相互阻碍，美国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内难以承受。因此，他将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命名为“Everything Doctrine”，即“世上万事主义”。
拜登的“世上万事主义”以美国特有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为基础。更大的危险是这种对外政策会演变成与中国的对决。拜登和内阁成员虽然拒绝“新冷战”一词，但总是把“民主对专制的对抗”挂在嘴边。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题为《华盛顿关于中国威胁的新协议：不要开始新一轮冷战》的文章中指出，20年前争相扩大与中国经济关系的美国现在声称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主要对决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展开。如果民主取得胜利，它将不是在传统战场上实现的，而是因为民主实际上比专制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
如果说美中对决不可避免，被称为新冷战，那么夹在中间的韩国需要“双轨制”的接近。韩国应积极响应拜登的“世上万事主义”基础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在地缘政治问题上避免对决。在美国向中国施压的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上，韩国应该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积极响应人权和自由。另一方面，在涉及这些地区的独立和分离等地缘政治问题时，需要尽可能保持谨慎和独立。
没有必要怀疑这种双轨制能否实现。因为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韩国是重要的国家，所以韩国可以保持一贯态度和声音，不刺激双方。外交是一种原则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