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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冠一年,韩国式的明与暗

申振旭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

申振旭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

2020年始于一个令人不安的预测:“新冠时代”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未来。对于文明史性的危机、巨大的断绝、混乱和不确定性以及大转折的前景,有过许多讨论。如今2021年新年伊始,世界各国与新冠疫情搏斗的过去一年怎么样,韩国的应对方式有什么特点,新年的实践课题是什么,对此需要作一个中期考察。

韩国有一种单纯以新冠感染率为评价标准的氛围,由此而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西方社会的诸多弱点的确暴露无遗,但新冠疫情并不只有传染,还包括破产、失业、贫穷、孤立等在内的多重风险。因此,我们要从防疫、经济、就业、收入、分配等多个方面立体地评估新冠影响。

首先,防疫方面,单以结果而论,韩国显然是成功的范例。但《经济学家》杂志对各国新冠应对情况的分析中,从各国条件来看防疫能力,说法则略有不同。该调查从各国老龄人口比例、国际交流频度等条件,评估新冠检测量、死亡人数和医疗应对。从结果来看,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德国等国最优秀,韩国处于“还可以”的水平。

就业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就业展望显示,失业率最高的是英美、南欧和东欧,而德国、荷兰、挪威等西欧国家较低。韩国失业率虽然低,但不列入失业率统计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却在剧增。

收入方面,西方福利国家的能力也很突出。非营利研究机构Europound去年7月的观察显示,回答全球大流行之后收入减少的受访者占40%以上是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等南欧与东欧国家,低于20%的国家是丹麦、瑞典、荷兰、芬兰等西欧与北欧国家,而同一时期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调查结果则是32%。

从多方面看新冠现实,韩国的现状有所不同。韩国防疫模式是否优秀,经济表现是否良好,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更大的框架下,本质性的问题是这一危机是成为了思考和政策上根本反省和转变的契机,还是我们仅仅走着老路。

韩国社会一向被炫目的总量指标和平均指标所蒙蔽,而忽视可怕的分配指标。新冠疫情下也是如此。据称,韩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国民总收入都处于最优水平。但执于这种“数据”的韩国社会,韩国政治,对于因失业、过劳、贫穷、自杀、工伤事故而倒下的无数“人”,却袖手旁观。

韩国政府的应对也是如此。革新和改革的调查泛滥,但在现实中,原以为已经死去的遗产反而成为复活的契机。韩国政府致力于以强大的行政力量控制疫情,维持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韩国版新政”计划的中心目标是通过扶植新产业支持研发(R&D)提高韩国企业和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这种应对以增长为中心,以企业为先,以出口为主导,以培养精英为中心,概念上继承了发展国家的老传统,只是在政治维度改头换面,权威主义变为民主主义,军事安全变为卫生安全,发展国家变为投资国家。文在寅政府初期提出的收入主导型增长、劳动尊重型社会、包容型福利国家这些核心基调仍然存在,但其地位已经削弱。

2020年经历新冠危机的过程中,遗憾的是再度明显出现“韩国式,太韩国式”的明暗。一方面是全球最棒的防疫、最棒的增长、最棒的出口、最棒的国家自豪感闪闪发光,另一方面是全球最糟的贫富差距、最高的自杀率、最低的福利支出、最长的劳动时间、最多的工业事故死亡仿佛弃置的灰堆到处皆是,这就是韩国社会的虚伪风景。

2021年韩国社会摆脱新冠的历程,不该是回到过去的复古,而应当是直面我们社会痛苦的现实,由此出发治愈和再生的过程。有可能吗?并不乐观,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总有人努力逆流而上,没有停止面向未来的希望之战”,这样的人到处都会有,这就是希望的根据。

韩語原文: http://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977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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