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著名人士撰写投稿，使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有利于公司合并，从而误导投资者决策。”
检方本月1日以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非法合并为由起诉三星副会长李在镕时发布的报道资料中这条内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5年5月宣布合并后，投资者们就合并持股比率的不公平性提出抗议，于是便捏造出了这样的事情。
当时也有类似的传闻，但半信半疑。如果是真的，那就太令人震惊了。因为这就欺骗了相信著名人士良心和见识的国民。
同年6月23日，《东亚日报》刊登了对前公平交易委员长卢大来的采访，题目是“对冲基金，消除大企业循环出资时觊觎经营权漏洞”。检方认为，他是照着三星写下的投稿说话的。他在接受采访两个月前被任命为成均馆大学特聘教授，而这个大学的基金会是由三星运营的。6月14日，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会长黄永基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合并事宜流产，全球秃鹫基金们将攻击韩国。”黄永基曾在三星供职。
媒体难道不知道两人背后有三星吗？很有可能知道。三星是最大的广告主，媒体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它。这不仅仅是推测，在三星贿赂案审判中可以找到证据。“（策划）专题报道，以东亚日报为开端，将正式提出改善(经营)防御权制度的问题。”特检公开了前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任副会长李承哲发给未来战略室次长张忠基的短信。
五年过去了，但没有任何改变。“起诉李在镕，是无视调查审议委员会建议”，保守媒体齐声攻击检方，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三星律师团对检方的批评。“李在镕再次被起诉，对一名企业家进行无休止的调查和审判”，“再次身陷司法风险的三星”，这样的新闻报道简直是荒唐。
大法院业已确定，为了使李在镕继承经营权，由未来战略企划室主导合并，向前总统朴槿惠行贿，但这已完全无关紧要了。扣押搜查中就露出了大量证明非法行为的内部资料，可仍有人混淆视听，把为本质上是“李在镕(非法继承)风险”的三星危机指为“司法风险”。这不是媒体应有的行为。
没有人否认三星是韩国的代表性企业。这样的企业的掌门人4年内竟然两次被起诉，这不仅是当事人，更是三星和大韩民国的耻辱。发达国家难以找到这样的先例。过去20年里，对三星经营权非法继承一贯视而不见，一贯予以放过，因而是韩国社会的“报应”。不仅仅是部分知名人士和媒体的问题，损害法治原则的检方和法院也负有重大责任。
三星经营权继承的起点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在镕副会长用父亲李健熙会长赠予的钱低价买进子公司股票，准备接班。高潮是以低价获得了三星爱宝乐园的可调换公司债和三星SDS附有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
“参与连带”多次就1999年SDS案指控李健熙会长渎职，但检方始终拒绝起诉。2000年，法学教授们以爱宝乐园案告发了李健熙，但只有作为工薪阶层的社长们被起诉。2008年，三星特检迟到地起诉了李健熙，法院却在爱宝乐园案中判其无罪，在SDS案中以缓刑放过了他。
假如20年前严惩三星经营权非法继承会怎么样？李在镕敢于行贿，敢于非法合并和账目做假吗？退一百步，即便是在2008年特检时给予严惩，也不会有现在的事态了。
三星或韩国经济不会因李在镕获刑而激烈动荡。我们已经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有这样的风险，也只能承受。李在镕这个名字如今在韩国社会中已成为关乎法治主义存废的象征。除非放弃法治，否则不可能再次放过。
尽管媒体不能摆脱旧态，但国民不再容忍。法务部长官秋美爱之子的“兵役照顾”争议在法律上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国民对所谓“妈妈的机会”这种不公平问题感到愤怒。“公平”，如今已经成为超越进步-保守层面的话题。经营权非法继承是不公平的极致。
郭柾秀 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