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早在总统大选候选人时期便已经承诺将重新协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同时事先通知将调整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并上调驻韩美军费用。美国在不久之后便会开始要求就此类问题展开重新协商，而韩国届时还会有勇气一边声称“履行现有外交协议事关国家信用问题”一边拒绝美国重新协商的要求吗？
在通过朴槿惠总统弹劾追诉案表决后，韩国要求废除和重新协商去年年底的慰安妇协议以及去年7月萨德协议的舆论之声开始愈演愈烈。近期的舆论调查结果中，60%的韩国国民要求废除并重新协商慰安妇协议；61%的韩国国民反对部署萨德或希望将萨德部署移交下届韩国政府处理。但是韩国现政府外交安保当局却以“履行外交协议事关国家信用问题”为由来搪塞舆论之声。代行总统职权的黄教安在1月10日的国务会议上就慰安妇问题还提及了“自制”二字。
相反，韩国在野党和总统大选候选人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却是多种多样，从“尊重”到“无效”以及“重新协商”。不知是否是受到了“从朝框架”恐怖氛围的影响，部分总统大选候选人对萨德之事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在民主国家内，60%以上的国民所提出的要求可谓不容小觑，事实上这也有可能会成为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
为应对争议有几点需要提前理顺清楚：究竟为何要制定外交协议？是否所有国家都会因为国家信用而只能死板地履行外交协议？现在有必要从理论上讨论以上两点，同时审视一下过去的例子。
首先，国家为何要制定外交协议？当国家间利益存在利害冲突或有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时，会为了寻找到彼此均能够同意的折衷方案而展开协商，之后会将协商结果命名为条约、协约、协定和协议等并公之于众。不仅如此，不管是以何种名称命名，若协商内容会对国家安危和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则该协商还需得到国会的批准同意。然而在慰安妇和萨德问题上，朴槿惠政府只是通过密室协商和草率协商后含糊其辞地称已达成工作步骤层面上的协议，并未经国会批准同意便开始强行推进。这种在国民自尊心和国家利益层面上所采取的错误外交行为即便是事后也应予以纠正。下届韩国政府需对此履行国会批准同意程序，而如果被否决则应废除或展开重新协商。
其二，到目前为止，是否所有国家间的外交协议均在以原案进行？事实上并非如此。朝鲜和苏联间所缔结的《朝苏同盟条约》（1961年7月）于1996年9月被废除，并在重新协商后更新为普通友好条约（2000年2月）。由于国际局势出现变化，苏联国家利益转为俄罗斯国家利益，因此需废除条约并进行重新协商。
此外，美国也曾废除过相关协议。在第一次朝核危机时，美国克林顿政府与朝鲜签订了《日内瓦框架协议》（1994年10月），但该协议被美国布什政府所废除（2003年1月），其起因便是美国政权的更迭。之后为解决第二次朝核危机，美中俄日韩朝六国协商并发表了《9•19共同声明》（2005年9月19日），但该声明事实上在发表后的第二个月便被废除，原因是布什政府强硬派所控制的财政部与国务院谈判派分别展开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韩国也曾对已有外交协议展开过重新协商。2007年，卢武铉政府与美国达成协议，将在2012年4月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是之后的李明博政府对此展开重新协商并将其延后至2005年末，而等到朴槿惠政府便成为了无期延后。这也是因为政权更迭所致。
因此，“外交协议”会随着国家利益或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而被全面废除或重新协商。所以在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讨论着“国家信用”并声称“不允许触碰既定外交协议”和“控制言行”可谓荒谬至极。
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早在总统大选候选人时期便已经承诺将重新协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同时事先通知将调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并上调驻韩美军费用。美国将在不久之后开始要求就此类问题展开重新协商，而届时韩国外交安保团队还能有自信按照这期间对国民的承诺——“履行现有外交协议事关国家信用问题”来拒绝美国重新协商的要求吗？
既然无法拒绝重新协商韩美FTA和美军驻军费用的要求，那韩国是否应该开始准备相关对策呢？那么最好也同时准备一下有关重新协商慰安妇和萨德问题的对策。因为对于将在今年上半年内上台的下届韩国政府而言，此类问题很可能会成为首个外交安保课题。所以韩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也需明白自己应该确立起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因为总统只有头脑清楚才能指挥参谋团队。
丁世铉 和平合作院理事长 前统一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