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情如果都通过总统及青瓦台来做，那么政府官员、市场、市民社会就会无事可做。这些机构的所有办事指南以及规定在权力要求的面前变成了一片废纸。今天的韩国人在由腐烂掉的三大支柱盖成的房屋里极其不安。韩国为什么退化到了40年前的维新时代，不，是退化到了120年前的王朝时代？对此，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反省。
朴槿惠政权展现了用“增长与安全”这两个神话包装起来的韩国保守右翼的实体，有人认为从这一角度来看，朴槿惠政权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是更确切地说，该政权反而让大韩民国这个国家的肌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因最高权力的要求，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简称“全经联”）成立了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而当其涉嫌强制募资时，突然决定全面解散这两个财团。再例如，关于白南起（音）的死亡、签字诊断、剖检事件直接牵涉到的警察、检察以及首尔大学医院等都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再次确信，韩国作为“近代国家”应有的三大支柱，即近代官员组织、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等华而不实。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如同作战一般经过五个小时最终允许财团的成立，而财阀们根本没有征得理事们的同意，就将数十亿韩元公司的资金同时汇入其账户。当东窗事发时，全经联企图毁掉所有的资料，诸如此类之行为让人自然联想到他们简直就是一个犯罪集团。作为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组织——政府、具有最强实力的私营组织——全经联及财阀企业应权力者的要求，在有条不紊地相互协调运转，由此看来，这个国家——大韩民国几乎就是一个封建王朝国家或者极权主义国家。当然也可以推测到，他们之间隐秘的食物链是多么坚固。
同时，警察向示威农民使用了高压水炮，通过“直射喷水”的方式，导致示威农民变成了植物人，一段时间后最终死亡。检察官们为了证明该示威农民并不是由于“外因”而造成的死亡，计划对其实施剖检。而作为韩国最高医疗机构的首尔大学医院最终诊断该示威农民是因病而死，并不是由于外因而导致死亡。现在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荒唐的社会里，即：警察、检察以及专家的职业伦理道德都已经沦丧的社会。
虽然并不想为朴槿惠总统的行为进行编号，然而在权力要求的面前，她将全韩国力量最为强大的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作为工具有条不紊地进行操作，对这一事实，我们真的感到无比地失望，而且无言以对。在过去，独裁者将国家安全企划部（现韩国国家情报院）、检察机构、保守舆论作为私有物来看待，纵容他们犯罪，蹂躏着他们的自主性以及专业性。但是民主化以后，历任总统或者情报机构从来没有如此赤裸裸地违背规定以及程序，无法将案件隐藏起来，一手遮天地处理事情。朴槿惠政权使我们重新认识到韩国至今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近代国民国家初级阶段这一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将日本战犯的支柱——财阀们全部解散了，德国对制造纳粹屠杀的罪犯们进行了惩罚。因此日本与德国具备了民主国家的面貌。在这两个国家里，遗留下来的极右势力以及大企业无论再怎么显露出赤裸裸的权力欲望以及追求利润的欲望，这两个国家的政党、官员、法律、市民社会都能够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当然，当今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政治也是乱成一团，尽管如此，从为了国家利益而工作并且尊重法律的精英集团及公共机构的运营方式来看，他们与并没能惩罚殖民地时期、独裁时期的罪犯的韩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韩国，几乎没有同时具备爱国心与职业自尊心的右翼政治势力、高层官员、企业家和专家，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危机。甲申政变的主角徐载弼曾经说过“国家要想灭亡，那么首先得杀死爱国者们”。尽管如此，但是朴槿惠政权及亲朴势力们为了自身的生存，赶走了执政党、司法部、官员集团、国营企业中所有具有信仰及有良心的人，挑选起用了那些企图升官发财或因被抓住把柄而盲目向权力者尽忠的人。因为他们自身的生存本能而致使国家满目疮痍。
所有的事情如果都通过总统及青瓦台来做，那么政府官员、市场、市民社会就会无事可做，这些机构的所有办事指南以及规定在权力要求的面前变成了废纸一片。今天的韩国人在由腐烂掉的三大支柱盖成的房屋里极其不安的颤抖着，韩国为什么退化到了40年前的维新时代，不，是退化到了120年前的王朝时代？对此，需要进行根本性地反省。总统选举及政权交替并不能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国家的三根腐烂的支柱应该重新树立起来。
金东椿 圣公会大学NGO研究生院院长•另一个百年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