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国 立命馆大学经济系教授
去年10月，宏观经济学权威教授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入了革命性变化时代。与40年前为应对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成为稳定经济的主要手段类似的巨大变化正在出现。变化的核心还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倒退后，长期以来保守的宏观经济学占上风，反对财政政策的呼声很高。但其结果却是长期的经济停滞。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财政危机之后，紧缩政策的负面影响暴露无遗，新冠大流行最终催生了“大政府”和财政政策的回归。
为应对疫情，各国政府为保护收入和工作岗位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实际上，应对疫情的直接财政支出达到了发达国家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这是以经济危机等冲击导致新技术引进投资放缓，通过长期失业对生产率上升和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新认识为背景的。这就是所谓“滞后效应”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另外，在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时代，对政府负债比率上升的担忧较低，公共投资的扩大有助于增长和财政。
拜登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引入了1.9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救助计划，之后通过了1.2万亿美元规模的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法案。由于巨大的经济扶持和供给方面的瓶颈，最近有关通货膨胀的忧虑很高，而且由于政治上的反对，大规模的社会安全网投资计划面临失败危机，这一点令人担忧。但很明显，紧缩政策的时代宣告结束。也有人期待，通过公共投资扩大总需求和供给方面技术革新的良性循环，可以促进生产率的上升，克服长期停滞。
第二个模式转换的是不平等。对长期恶化的不平等现象的担忧很高，多家经济学研究报告称，不平等现象通过总需求不足、阻碍低收入层教育投资、社会矛盾加深等，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现在，经济学家们就不平等指出，技术变化或全球化等因素下劳动者的协商力减弱和经济政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从数年前开始，各国为改善不平等、促进包容性增长做出了努力。加拿大政府通过财政扩张和富人增税，在增长和分配方面取得了成果。英国保守党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2015年出台最低工资并取得成效的德国新政府正在推动将最低工资提高25%。饱受财政危机之苦的南欧国家最近也在为财政扩张、收入再分配、上调最低工资而做出努力。葡萄牙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成功实现了增长，2019年西班牙将最低工资提高了22%。
在亚洲，日本在2016年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强调了分配和增长的良性循环，最近岸田文雄政府提出了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改善收入分配的新资本主义。中国在2012年以后将增长战略转化为扩大收入和消费的以内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以提高最低工资和扩大财政支出为背景，2010年以后10年间成功提高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
最终，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给宏观经济带来的教训是紧缩政策和不平等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韩国在这种转换时期迎来总统选举，候选人应该提出如何改善不平等和财政政策的蓝图。但是李在明候选人的基本收入如何在现实中改善不平等，尹锡悦候选人为了改善收入分配有着怎样的政策并不明确。沈相奵候选人提出了市民最低收入和全民收入保险，但应该展开对各种大选承若的验证和辩论。另一方面，韩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支出非常少，虽然政府负债比率比其他发达国家低，但家庭负债比率却大幅上升。现在朝野都在谈论损失赔偿，但需要的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实践。最重要的是，关于财政政策，希望听取候选人们的主张，即政府负债和增税问题，以及扩大哪个部门的财政支出。希望韩国的大选能成为讨论新未来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