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审查目前还没有结束，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似乎正在慢慢形成框架。2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表示：“朝鲜核问题是一个紧迫的优先事项，正在与盟国密切合作。”此前人们担心拜登政府可能将朝核问题排到次要位置上，而这一发言减轻了这种担忧，从这一点来看，具有积极意义。但美国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对朝鲜的核能力表示担忧，并强调了对朝鲜追加制裁的可能性和韩、美、日三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这可以解释为，拜登政府或将对朝进行遏制和制裁，也就是以往“战略忍耐”政策的延续，这一点令人担忧。
要解决过去30多年来盘根错节的朝核问题，需要更有创意的设想。首先来看对朝鲜意图的争议。华盛顿所谓的韩半岛专家们首先拿出一个金正恩无意无核化的结论，主张对朝施压。但是，如果断定平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弃核，外交空间最终就会消失。相反，把朝方多次表示的“只要条件合适就可以弃核”的最高领导人发言为纽带，引导局势朝这一方向发展才是外交的本质。平壤方面无法接受的“先拆除后补偿”的过分前提条件只会切断这种可能性。
美国对朝鲜经常讲“同样的马不买第二次”（We won't buy the same horse twice）。拜登政府把特朗普的朝美首脑外交视为真人秀，有这种看法不足为怪。但是，如果说当时的首脑会谈是一场喧嚣的真人秀，反过来讲，就是因为没有具体和实质性的协议。 承诺“在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构建永久和平体制的同时，努力实现完全无核化” 的新加坡声明没有得到落实，在河内首脑会谈上，特朗普总统拒绝了平壤方面提出的拆除宁边核设施的提议，最终谈判无果而终。所以，拜登政府才应以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为他山之石，达成“真正的协议”。
要想和朝鲜达成“真正的协议”，就必须改变谈判模式。以“罪与罚”的认识框架难以取得进展。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失败，究其原因也与这种认识不无关系。事实上的“两个中断”来之不易，要想把它延续到下一个阶段，就需要让平壤看到，走向谈判的 “好行为”会取得一定成果。但2018年和2019年两国继续接触和谈判的同时，美国对朝鲜实施了200多次追加制裁。因而，打制裁牌也不能采取机械官僚的方式，而需要灵活、讲战略，如此才能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的目标。
更根本的是核与人权的优先顺序问题。与上届政府不同，拜登政府重视人权这一普遍价值。问题是要求无核化和以人权问题施压能否同时取得效果。美国提出人权问题，对平壤来说，无异于作为敌视政策的一部分触发它进一步巩固其核拥有力，结果会是人权状况方面也无法取得任何改善。相反，如果核问题取得重要进展，放宽制裁，就有了使朝鲜居民生活质量得到实质性改善的可能。在无核化进展过程中双方构筑信任时，美国提出人权问题才能更有效地让平壤为之所动。而且，如果朝鲜无核化和经济好转带来超过一定水平的改革开放，从长期来看，即使在有限范围内朝鲜也能形成公民社会，虽然需要时间，人权状况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回顾过去，30年朝核历史的每一个令人扼腕的时刻，每每存在着情报失灵和判断失误。最具代表性的是，认为只要再施加一些压力，朝鲜体制就会崩溃，以及认为朝鲜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的任意评价。朝鲜为了体制安全绝对不会弃核的观点也大同小异。因为，即使是为了长期稳定政权所必需的经济成果，核谈判也会是平壤不可能放弃的筹码。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的话来说，现在朝鲜也需要“情境智力”(contextual intelligence)。为此，毋庸赘言，拜登行政部门在这一方面最需要的合作伙伴是韩国政府。
文正仁 世宗研究所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