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学和挪威大学之间有很多不同，其中最明显的是大学附近社区的风景。韩国大学校园大都被娱乐街包围，那里有很多餐馆可供学生们去进餐，也有很多咖啡馆供他们去学习，但酒家、练歌房等也不少。在北欧大学，校区内一定有教职员工、学生打折吃饭的空间，但出了校门，即使有几家咖啡馆，也找不到韩国这样的“娱乐街”。仅仅是大学吗？首尔各种写字楼“森林”下常见的娱乐街，在企业总部和政府大楼等所在的奥斯陆市区几乎找不到。娱乐空间当然有，但离白领们的工作场所不太近，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因“劳动”的延伸而去娱乐街。
挪威并非不饮酒，当然，挪威人的年平均饮酒量(7.7升)少于韩国成年人的饮酒量(12.3升)。尽管酒类销售由国家垄断，酒价定得很高，但过去一个世纪的努力仍未根除“酒文化”。 但能够将“工作场所”和“酒派对”联系起来这种概念，在资本和劳动达到平衡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成立的。
工作场所是什么？工人做工以领取工钱的地方而已。除了工作日工作8个小时之外，贩卖劳动时间的工人对他的雇主不承担任何义务。就像超市里卖食物给我们的老板没有义务同顾客一起喝酒一样，劳动时间的卖方遵照职场管理者的指示被拉去喝酒，从法律上是讲不通的。事实上在正常的社会里，工作时间之外，管理者甚至因业务而联系工人也会吃官司。韩国怎么样？招聘求职匹配平台“saramin”前年面向456名上班族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一个问项是“移动聊天工具处理业务现状”，七成人(68.2%)回答工作时间之外通过聊天工具接受过业务指示，这如实反映了韩国的劳务管理“惯例”离“正常”相去甚远的事实。
与工作时间外的业务指示并存，实际上的半强迫式聚餐要求仍然是侵犯人权的代表性事例，尽管韩国国内许多职场管理者将其误认为“正常”。当然，随着人权意识的成长，强迫参加聚餐的强度明显有所缓解。如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在韩国工作过程中体验到了韩国“职场文化”是，在企业或大学里，回避参加聚餐会被认为是比缺勤更大的“罪”，这样职场司空见惯。拒绝参加聚餐比参加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镇压的示威更需要勇气，单纯的回避也容易被认为近乎“对上司权威的挑战”。现在如何？就业门户网站Job Korea去年面向659名上班族进行的聚餐现状调查显示，45%回答“可以自由选择”，而41%的人表示“要看眼色”。该调查允许作多项应答，13%的人表示“参加聚餐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虽然有所改善，但“被强迫的集体娱乐”仍然是多数韩国上班族面临的“韩国地狱”的一个侧面。
虽然新冠疫情引发了超紧急局面，政府也强烈建议不要聚会，但高达22%的人答复“聚餐仍在进行”，由此来看，聚餐与其说是“一起吃饭、喝酒、唱歌的场合”，不如说是“公司”这种类似“王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礼法”。所谓“礼法”，就是重申和巩固社会关系、具有高度象征性的程序，而聚餐这个礼法究竟在重申什么样的关系呢？职场管理者们将聚餐的涵义称为“培养一体感、团结力”，但典型的聚餐，以人类学家的眼光去参加并观察则不难看出，首先是一种重申“序列关系”的场合。参加聚餐，这本身就有着浓厚的服从上司“无形”命令的意味；聚餐上部下给上司斟酒的事情似乎确实减少了，但只要稍加观察，马上就能看出谁是上司，谁是下属。总揽聚餐这种(非正式)“活动”的上司会答应下属的诉苦或请求，并给下属(暗示性地以持续服从为代价要求的)各种承诺。（不过，在线调查企业M-Brain 4年前面向下属进行调查显示，“上司的酒桌承诺”履行率仅为19%。)职员们极力掩饰不情愿的表情，上司极力扮出“温情”的样子，这可能是最典型的“聚餐风景”。
聚餐中往往发生“借酒劲”调戏、恶言、暴行等各种不法行为，下属如坠入地狱般难过，甚至上司也大有负担，这样的聚餐居然被称为“礼法”，而且继续强行不止，理由到底在哪里？似乎与韩国企业的利润收取战略有关。虽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韩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只有挪威的45%左右。尽管如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企业以强迫“无限长时间劳动”来抵消相对低的工作效率。即使政府实行52小时制，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建筑部门的现场，这52小时制也形同虚设，平均每周实际劳动时间仍然长达60个小时左右，这一点从各工会的会员调查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为了让工人们像机器一样“随时都可以方便”使唤，晚上或周末通过“Kakaotalk业务指示”等把他们的个人时间殖民化，让他们无从区分工作时间和个人时间，而另一方面，上司扮演“温情家长”角色的聚餐，这种序列性服从礼法在很多职场事实上已成为必需。在这样的聚餐场合创造的家长式“类似家庭”氛围中，强迫非法超长时间劳动要容易得多。
工人工作8个小时后，晚上、周末、假期都能完全忘记职场的存在，这样的国家对工人来说才是好国家。大韩民国要成为这样的国家，就必须加强对强迫聚餐的处罚，同时应首先迅速扩散“没有聚餐的公司才是优良公司”的意识。
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