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外汇危机当时，人们至少还有一丝希望。人们期待着只要挖出不良企业，经济就会起死回生，所有人都甘心忍受牺牲，熬过了痛苦时期。但现在的危机不仅性质不同，也更加顽固。
最大的差异在于，外汇危机当时只是韩宝或大宇等特定“企业”的不良问题，现在却是造船、海运等特定“产业”整体竞争力弱化导致了危机。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不还是一回事吗？但其实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比如说，外汇危机当时，起亚汽车虽然出现问题，但同一行业的现代汽车却可以收购起亚并继续维持经营，并无太大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可以通过对“问题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克服危机，而现在我们却需要对“问题产业”整体进行结构调整。
这说明现在的经济危机比外汇危机时期更加复杂，政府和债权团也需要抱着更加宽广的眼光对待目前的结构调整。不能像外汇危机时期一样只对特定问题企业的财务状态进行改善，通过政府主导的“大交易”克服危机。如何筹措结构调整需要的财政来源固然是个重要问题，但是，如果忽视对“问题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本质问题，只一味设法改善“问题企业”的财务结构，也将无法克服危机。
事情的严重性在于，竞争力恶化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造船、海运等特定产业，钢铁、石油化学、电子等此前一直支撑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行业集体陷入了类似的危机泥潭。表现良好的汽车产业在中国市场也陷入了一番苦战，几乎没有一个行业可以值得信任依靠。也就是说，韩国经济的根基正在发生动摇。
事情缘何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根本的反省。当然，首要责任在于未能主动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相关企业。外汇危机爆发当时也是因为部分企业未能及时把握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继续通过借款扩大投资、固守企业扩张战略，坚持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经营方式所致。现在的危机也是因为无法适应对外环境变化带来的结果，这一点与外汇危机当时并无大的差别。
但是，未能及时防止企业出现这种问题的金融机构应该负有更大责任。而终极责任则在于事实上对金融机构进行掌控管理的韩国政府。度过外汇危机之后，金融监督委员会在2000年3月发表《金融与企业结构调整白皮书》指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督不力和不成熟的政策应对都是导致外汇危机的原因。然而，政府却似乎没有从外汇危机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像转炸弹一样不断推迟结构调整的时间，导致问题越积越多。政府需要为此受到严厉追责。
更大的问题在于，现在政府还未明确确定结构调整的主体。“国策银行资本扩充协议体”虽然由政府和韩国央行等构成，但这只是一个工作协议机构。鉴于这次危机源自支撑韩国经济的主要行业集体竞争力恶化，必须由政府、政治圈和债权银行一起成立一个泛国家范围的应对机制。若想做到这一点，总统本人必须首先认识到危机的本质和严重性，并亲自站出身来。像现在一样只会在参谋们的谋划下指责别人，简直令人郁闷之极。
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产业结构调整”获得成功，因为总统领导力崩溃且分裂为三党鼎立结构的政治圈难以发出同一种声音，工会的反对声音也不可小觑。这样下去，各方之间不断展开攻防，很可能会导致局面陷入最糟糕的情况。在朴槿惠政府领导下，不仅民主主义出现倒退、韩朝关系走向破裂，连经济也逐渐达到崩溃的境地。韩国国民正为选择了不符合时代要求且无能的总统付出残酷代价。
郑锡九 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