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记者，在韩国，除了资产变现，对之后的和解措施不感兴趣吗？”
上月25日，笔者参加了主题为“新冠疫情与韩日关系”的两国元老会议，当时一名日本记者过来搭话如此说道。在驻韩国的日本特派记者中，这位是最热心报道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劳工问题的记者之一，听到他的话，笔者陷入了复杂的思索之中。
韩国大法院于2018年10月判决日本企业应向被强征的受害者进行赔偿，韩国国内的讨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尽快将日本企业资产变现”，另一派则认为韩日两国政府应“尽快进行外交协商”。虽然目前韩日双方为解决这一问题正在继续进行协商，但双方的意见似乎并没有缩小。韩国政府在“政治风险”方面没有做出大的妥协，而是在忙于制定变现后的对策，而日本在韩国大法院判决问题上的态度是“韩国应该看着办”。
为解决韩日间问题长期努力的内田雅敏律师在通过视频进行的元老会议上表示“历史问题不是单纯履行大法院判决就能解决的”，介绍了自己参与的日本企业和中国受害者之间的“和解”事例。最为人熟知的事例就是围绕“花冈事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和解。太平洋战争末期，被安排在秋田县花冈矿山的986名中国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饱受残酷劳动的折磨，引发了暴动。在残酷的劳动和暴动之后，在拷问过程中死亡的人数达到418人，占全体的42%。半个世纪后的1989年，中国幸存者和遗属们向当时经营矿山的鹿岛建设公司提出了损害赔偿诉讼。
中国原告的长期斗争于2000年11月通过日本法院结出了“和解”的果实。日本企业承认：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源于强制征用、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在此之前，日本大馆市从1985年开始举行了现场追悼仪式。中国的幸存者、遗属出席了活动，在当地树立的“中国殉难烈士纪念碑”前献花。2010年4月，为了铭记惨案历史而建立的和平纪念馆也得以开馆。
那么，韩国原告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如果放弃外交，对现状置之不理，只能根据司法程序实现日企资产变现。原告们虽然会收到金钱，但是不能接受日本企业的道歉，韩日和解的可能性也将消失。这就是内田律师提出“用这个能解决问题吗”这一疑问的原因。
据日本市民团体透露，日本被告企业此前反复表示“将遵从韩国大法院做出的判决”。而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妨碍，韩国只能同日本政府反复进行外交交涉。而放弃外交，得到的只有彼此心中留下的不信任和憎恶。
吉伦亨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