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拉斯维加斯东南方向48公里处的科罗拉多河大峡谷，有一道胡佛大坝，建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高度超过200米，长度接近400米。大坝上建有一条14米宽的道路，堪堪可以过车。这座建于沙漠般荒凉的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的巨大水坝以其雄伟令人目眩，不愧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行新政的象征，几年前记者曾到过那里。
在韩国提到新政，也总会联想起这样巨大的公共工程。但新政不仅仅是为了救济短期失业者和经济复苏的大型开发项目，还伴随着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改革的核心一方面是限制20世纪20年代自由放任时期大企业的垄断化和华尔街金融公司的贪婪，另一方面是提高劳动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因而，新政通常取救济(Relief)、复苏(Recovery)、改革(Reform)的首字母而称为“3R”，其中蕴含的精神，融贯于罗斯福1932年接受民主党提名成为其总统候选人时的演讲，在里面他首次提出“新政”一词：“财富分配上更公平的机会被政府的政治哲学遗忘，但整个国家所有普通人都在希冀……我向美国人民承诺推行新政。”
在韩国，新冠疫情也使“韩国版新政”成为话题。到目前为止，政府方面表现出来的推进方向是数字新政和绿色新政，也就是要以此寻求韩国经济的新出路并创造工作岗位。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政策方向只限于开发(用新政方式表达为“救济”和“复苏”)，而要想无愧于“新政”之名，必须伴以社会经济改革方为完整，这也是治愈韩国社会长期积累的主要矛盾的途经。
韩国经济史上力度最大的改革，是1997年外汇危机后迫于外部因素而进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以救市贷款为代价进行所谓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式改革。作为一剂苦药财阀依靠过度举债大行“章鱼爪式扩张”虽然促动了改善韩国经济体质，但也付出了弱者牺牲的惨痛代价。在随后的20年里，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韩国经济的不公平程度发展到在经合组织(OECD)中仅次于美国的程度。而巧合的是，当时推进改革的主体是外汇危机后随即执政10年的进步势力，这无疑是一种历史讽刺。
如今，新冠疫情使韩国经济再度面临危机，就业人数降幅达到102万人(劳动社会研究所推算)，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新的经济体制总是在这类危机中诞生，美国的新政和瑞典的福利国家模式也来自克服大萧条的过程，当前的危机有可能是时隔20年后改革韩国经济体制的绝佳机会。幸运的是，这一次， “重新设计”的笔杆子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改革交给那些已沦为既得权势力一部分的官僚是断断无法实现的，最终要由党青(执政党和青瓦台)来主导。就像近期已把绿色新政视为韩国版新政的一个轴心一样，改革议程也可以成为另一个轴心，
一个任期仅剩2年的政府不可能重新制定改革方案，它只要致力于青瓦台网站上所登“国政课题”中的核心问题和因为在第20届国会中被在野党掣肘而未能通过的改革法案即可。代表性的是与经济民主化相关的《公平交易法》、《商法》、《共赢合作法》修正案以及旨在强化金融纪律的金融集团监督制度法制化、将雇佣保险扩大到特殊行业劳动者、引进消费者集体诉讼制、批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核心公约等。在平民极大痛苦的住房问题上，扩大优质公租房、引进租赁合同更新请求权、修改综合房地产税法等也是不可忽视的课题。
80多年前遭遇经济大萧条时，美国议会响应罗斯福的新政，通过了《产业复兴法》(公平竞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金融改革)、《瓦格纳法》(提高劳动权)、《社会保障法》、《居住法》(建设公共住宅)等里程碑性法案，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活动。这种努力成就了30～40年的美国资本主义黄金时期。本月30日成立的第21届国能否开展有史以来最具“效能”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朴贤 经济部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