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权一 社会评论家
几周前，有一家报社策划了一个有意义的系列访谈，名叫“依赖万事法通的社会”。所谓“万事法通”，就是世上万事都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的倾向。首个访谈由延世大学法学院教授南炯斗谈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剽窃话题交由法院审判的世态，第二个则是由国会议员琴泰燮就检方对社会矛盾进行搜查的现象展开批评。
淑明女子大学法学系教授洪承寿（音）也是一位平素关注该问题的学者。他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各种社会关系的司法化”尤其“刑事犯罪化”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解决社会纠纷有着丰富多样的机制，不应当抛开这些机制由检方主导解决问题。对此，我深表同感。“不经选举、不受牵制、不负责任的权力” 膨胀如斯，本身就是对民主主义的严重威胁。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对现象进行判断，而且要全面考察其原因或背景。提到社会司法化的原因，人们往往会指出解决社会矛盾的系统职能不建全。一言以蔽之，因为解决矛盾的其他途径不能够正常发挥功能，才导致人人呼吁“依法”，将最终审判者的角色交给司法权力。
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同时可能也是事实，然而它似乎不能充分解释一个社会何以过度司法化。因为，司法过剩也就意味着解决矛盾的其他体系薄弱，亦即，上述两种现象与其说是原因和结果，不如说更近乎循环定义乃至硬币的两面。
司法过剩的出现不是因为市民的高度信赖。年年公布的各种公共机关信赖度调查均显示，末位被国会议员包下，而检方也处在最下游，与国会议员堪称难兄难弟。素有“垃圾”骂名的媒体排名反而意外地比检方高得多。法院比检方要好一点，但无论如何也只是相对而言。法院与检察院都收到了非常负面的评价，即便如此，为什么社会的司法化现象会日甚一日？
我认为，司法统治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大，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司法机关自身强大的权力欲”，只要看看梁承泰领导的大法院的司法垄断事态与政治检察的悠久历史即足以理解。文在寅总统任命的检察总长尹锡悦口称“不忠于任何人”，可是今天所有人都明白他所忠于的对象是什么。这些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从政治角度利用“政治中立” 这个词的政治组织。
第二个因素是“诱惑经选举产生的权力的政治用处”。掌握了所谓“大权”的政治势力总会希望在有限的时间更为强大的权力职能。检方属于政府辖下，所以不管是谁都积极利用检方。要扫清前任政权的残余并奠定新权力基础，没有任何工具比检方更有用处。曹国担任青瓦台民情首席秘书时期，检方特别调查部成长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其结果就是今天的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特殊调查部规模超过了大检查厅中央调查部时期的三倍。然而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度辉煌的权力走向日暮，权力的走狗就会摇身一变成为豺狼，无情地撕咬以往的支使者。
第三个因素是“精英统治”。“即使京畿高毕业，考不上首尔大学也是徒然；同在首尔大学，也得读法学系。这个尺度的顶层是司法研修院毕业成绩。”（李范俊，《卢武铉的失败，文在寅的危机》，京乡新闻）“考试成绩就是能力”不但被司法人员和律师而且被绝大多数韩国人内化为一种信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韩民国都是一个以考试成绩定身份秩序的社会，而这种身份秩序几乎与种族歧视别无二致。把司法人员和律师的能力加以神话、中立化和客观化，从而使“精英统治”无形中将社会的司法化成为一种正当化现象。
三个要素所指可谓明确：使社会司法化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对其加以遏制的力量又过于弱小。如果我们恳求那些精英们拿出伦理、节制与责任感，他们会有所改变吗？当然不会。任何权力都不会自动放弃权力。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强有力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