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赔偿矛盾的3种设想
韩日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闭环之中，找不到出口。虽然雷达、巡逻机纠纷、日本教科书问题等接连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但矛盾的根源在于日本反对韩国大法院有关强制征用赔偿判决。
去年10月韩国大法院做出判决，要求日本企业赔偿被强制征用的受害者。但日本企业拒绝赔偿，日本政府指责韩国动摇韩日请求权协定体制，并口口声声说要进行报复措施。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反而在向受害者韩国施压。韩国政府只是反复强调“不介入司法部的判断”、“韩日关系应将历史和一般未解决案件分开，用双轨制应对”的原则，并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如果日本企业继续拒绝赔偿，而韩日政府又无法拿出解决方案。那么今后可以预想到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方向。
第一种是受害者出售扣押的财产，日本采取经济报复措施来应对。专家分析称，日本副总理麻生太郎提及的报复性关税、限制汇款和签证发放等措施对日本也将造成损失，因此可能性不大。但据悉，日本正在考虑对在日本境内的韩国企业的资产采取相同金额的扣押、出售（现金化）的对抗措施。如果日本的“对抗措施”和韩国的报复措施继续下去，很有可能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韩日之间的经济战争。
第二种是成立由韩日政府和企业参与的财团，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以通过韩日请求权协定获利的韩国企业和日本的“战犯企业”为中心，其他企业也可以参与。问题是安倍晋三政府和日本企业几乎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受理三菱强制征用受害者诉讼的律师李尚甲表示，“受害者想要的是日本政府和企业的道歉与赔偿，因此他们反对加害者没有参与、只有韩国政府和企业设立财团进行赔偿”。而且要求赔偿的强制征用受害者的规模很难预测，稍有不慎就会需要付出一大笔难以承受的费用，这也是一大障碍。
第三种是根据国际审判法院（ICJ）的判决解决。韩国政府的立场是不接受，但最近部分韩日关系和法律专家认为该方案可能成为“次要方案”。如果国际审判法院进行审判，虽然核心问题是追究1965年的《韩日请求权协定》是否使得个人请求权消失，但也可以成为追究日本殖民统治非法性的“世纪审判”。国民大学教授李元德表示，“日本法院也曾提出‘个人请求权’尚存的意见，但也有许多法学家认为强制征用相当于‘准奴隶制’，因此韩国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判决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担心殖民统治赤裸裸的真相会成为国际焦点而承受压力，日本可能会要求和解”。不过仍有不少反对者认为还应该考虑一下败诉之后的后果。
韩国政府虽然强调“慎重的应对”，但市民团体方面对其“束手无策”的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李尚甲律师表示“受害者的痛苦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与国家被掠夺以及在韩日请求权协定中政府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有关”，“解决课题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其没有努力拿出对策，只把负担推给受害者和审判部门”。
6月末日本大阪将举行G20峰会，这将成为衡量韩日关系正常化与否的重要契机。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本月19日在国会政治领域对政府质询中表示，“正在为举行（韩日首脑）会谈进行秘密对话，期待上半年内举行韩日首脑会谈”。这被解释为一种想通过秘密对话阻止情况恶化，并通过两国首脑会谈寻找转折点的构想。
但如果在几个月内无法筹集到资金，受害者们很有可能出售被扣押的资产。圣公会大学教授梁起豪表示，“出于为避免过分刺激韩国产生反作用的战术判断，日本正在等待，但如果受害者出售日本企业资产，考虑到国内舆论，其实际上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
朴敏熙 记者